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健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商業的健康，而商業倫理的多寡則是評價商業健康的重要標尺。

　　近幾年，從安然到施樂，從世界通信到花旗銀行，從大陸人壽到最近的內蒙古禽流感假疫苗，一幕幕醜聞成了國際國內媒體最熱衷的話題。

　　而所有事件的背後，無疑都是由殘缺的商業倫理這一內質決定的。
　　

　　大陸人曾經用樸素的語言詮釋過傳統的商業倫理，「童叟無欺」一度是對商家的最高讚譽，然而，這一信條現在已經被一些商家以市場經濟的借口衝擊得支離破碎。於是，我們才會在現實中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商業欺騙，其中既有「土騙子」，還有一些遠道而來的「洋騙子」。

　　實際上，大陸的市場經濟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這樣的困境：市場經濟和利潤直接劃上了等號，商業行為的動機變得非常單面和功利。而在經歷過種種欺騙之後，很多人開始呼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制化進程要加快，冀望通過「嚴刑峻法」來規範商業行為。但是，法律其實只能是最終的底線，整個商業社會的良性運轉，商業倫理才應該是真正的規範和潤滑劑，是跟法律聯繫頗緊密，但是超越法律之上的東西。

　　在這一點上，西方社會的一些經驗值得借鑒。最近幾十年裡，西方社會對商業倫理日益重視，眾多公司都制定了規範道德的行為準則，而大量公司醜聞在西方被揭露也恰恰從另一個層面上反映了西方社會對商業倫理缺失的不能容忍。於是，「合情不合理」的辦公司戀情甚至都能成為波音公司總裁被迫辭職的原因。

　　所幸的是，大陸越來越多的成功的商家都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好的商業道德會帶來好的生意，好的商業倫理是企業永續發展的原動力，儘管好的商業道德不一定保證賺錢。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個真正成功的企業，衡量的指標已不僅僅是利潤。怎樣來遵守商業社會普遍的價值觀？怎樣在一個市場經濟社會不越過商業倫理的紅線？君子愛財，如何取之有道已經成為每一個企業必須面對的問題。

　　甚至，在更高的層次上，商業倫理的倡導必然會在大陸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為我們不可能容忍一個財富急劇增長卻因為商業倫理的缺失而不能和諧發展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商業倫理的建設和發揚可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